auf der Rückseite

反差值


遇見與自己相反的
或是另一觀點的人事物
是避免讓自己過度在身處於同溫層中
產生極端的盲點



上個月底
參與了同課堂學生們的Open studio
這是在藝術學院冬季假期前的一場學校展覽

參加BS的藝術家每人都需自選一位學校教授做為駐村期間的指導師
也能自主性的去參與學院裡的課程與工作坊

語言溝通的障礙
事實上從來就不該是阻礙行動的理由

幾天下來
我從課堂的學生以及教授們身上
看到了不同的處事與態度

合作

學校展覽展說的不僅是屬於個人作品
同時他更說是一個團體在同樣空間中的呈現
開展前兩天
事實上都是學生們自行相互討論佈展
直到展前一晚
教授出現
針對她不滿意的結果與學生進行溝通

現場開始調動調整
抽去不必要的過多個人
換上的是更能讓個人與周圍產生對應的作品

最終結果的呈現
達到是群體間的"對話"

每個人的作品都在彼此之間
不僅相互彌補更是互相增色

班上有個學生
他的裝置作品在開展前幾個鐘頭
因支撐桿無法承重導致作品碎裂

他默默的把所有的碎塊在原地拼湊
一點一點的儘所能把碎片還原
直到展前開放

他的作品最後是用捨棄原本存在的支撐桿
無意的碎裂刻意拼湊的樣子展現

沒有違和



前幾天我在柏林
買了交通車票上車前
我忘了打票(Valid)
查票員沒有人會接受忘記這個理由
即便你有買票但少了打票的動作
一樣視為無票坐車
必須付上60歐元的罰金

我當下最不開心的是兩名查票員無禮講話的態度
當然我的態度也以不好回應

"妳忘記那是妳的問題"

為了確定這兩名又趕著跳上車走掉的查票員的真實性
我後來拿著罰單去問了路邊碰上的警察
向他們確定了我手上的單據
我無奈的說我買了票
他們也無奈的笑了笑
那是妳的問題
我們的規定是如此
妳現在學會了



圍牆

眾所皆知知名的柏林圍牆
自1989年開始沒有界限

我還記得我9歲以前
還聽得到大人用的稱呼是東德與西德這樣的名字
卻不知道東西是個什麼的不同

後來我才開始理解
僅只一道牆硬生生存在兩種不同的體制
我一直很好奇
德國究竟如何在短短統一以後三十年
成就了現在在世界中的位置

在柏林的許多博物館裡
到處可見關於納粹德國時期的資料
以及最為人知的紀錄猶太屠殺歷史

歷史的保存不是抹去或忘記
而是正視與面對
記得怎麼失敗的
進而整合出更適合的方式


上次我在北京駐村時
當地的藝術家友人問我
"若竹我很好奇
到底當年國民黨是怎麼述說共產的那段歷史"
我說我的爸爸曾告訴我
他們從小學到的都是大陸同胞都在水深火熱
有天我們要反攻解救他們
他笑著回
是也沒有錯啦
我們那時真的是水深火熱呢
不過我們被教到的歷史也一直只說
台灣的同胞深陷水深火熱之中
我們要記得解救他們
然後直到兩岸剛開放那幾年
我們發現原來台胞活得光鮮亮麗
當年我們全都傻了眼
只剩一聲我操




加害者與被害者
消耗者與被消耗者


亞洲地區的社會
不否認存在一種隱惡揚善的價值觀點
西方社會當然也有
但以比例來說

許多人對於犯錯這件事
常被以不提或著忘記來處理

加害者被放大成了付出補償是理所當然
被害者通常也變成了需要被同情的等號

當情緒被放以極端時

被害者事實上在不自覺當中
無形的自己也成為了另一方的加害者

人是一種相當容易被影響的動物


我高中的時候
曾與班上的同學一起被老師處罰
實際上那時我們受罰的原因
我早就不記得
我記得的只剩那一天
我們幾個班上幹部
必須在全班面前上演互相打耳光

我當年選擇了做了聽老師話的乖學生
卻做了我至今都後悔自己當初不向不合理反抗
那樣讓我不舒服的懦弱


我在塞內加爾時
在海邊與當地友人沿著漁人村走著
有許多婦女或小孩都會往岸邊把家裡的廢水廢物
往海裡倒

我跟友人說他們不該這麼做的
他說因為這裡漁村民大多很窮
住的地方都很小還得擠一堆人
他們沒有地方倒
而海浪會把這些東西沖走

我說
可是你倒掉的雜物
是會給那些魚吃的
然後你們撈了魚來吃
這些被沖走的東西並沒有走
他們只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回到你身上而已


我小的時候
那時住的家裡附近有個大排水溝
那個時期雖然已經正在開始富足
但本質上還在剛剛開始建立城市間的發展
我記得那個大排水溝總是臭氣沖天
一堆人經過就往溝裡頭扔掉他們不要的東西

即便漸漸開始有了垃圾回收垃圾分類
讓我們看起來好像沒有這麼多了垃圾在眼前

沒有看見
不代表不存在
不代表你不是製造者

享受方便過度事實上就是看不見的消耗
再多的分類事實上根本也不會讓你變得不是消耗者



人的本性很有趣
有一面
我們都會在有形無形中有著嫉妒 貪婪 懶惰
另外一個面像
人會自然的追求所謂更好或是更多的
人人皆有追求平等的慾望

像是當年從東德冒險翻牆的東德人民
渴望能向西德一樣的喝著可樂啤酒跳舞的自由

時過境遷
共產與資本民主
在某種程度上
似乎都會面臨人民的反擊

最直接的情緒就是兩種體制都會產生貧富不均失衡的狀態



柏林影展舉行的某天晚上
德國服務業工會ver.di正在舉牌抗議行動
訴求的理由是因為與資方協商改善基本薪資未果
我跟著他們的隊伍走向貴賓飯店
那裡住著許多受邀的明星

參與抗議行動的電影院工作者
穿著黃色螢光背心
發著傳單吹著哨子發聲
路過的幾個參影貴賓走向前
問清楚了速求原因之後
皆留下鼓勵希望他們成功爭取到合理的對待



我在出發至德國之前
為了辦理文件
終於親自到過所謂的工會一趟
坦白說
我從前老是認為只要每年等賬單繳會費就是工會的存在
然後我就想不到有什麼事了
但就在我意外開始與工作人員聊起天以後
才驚覺自己對他們的不了解
其實是在無形中我已經選擇喪失可能的權益




我認為使用者付費是基本也是合理的
我從來沒有不買票就坐車
因為那樣讓我覺得不舒服

我曾有次在台北
對著開單的交警叫囂
而另一面
我卻從未真正對給我不合理的薪資報酬者發出我的不滿
這個我自身造成的反差值同樣也讓我覺得不舒服


我在德國住的城市
大都時候比較寧靜
周圍的居民幾乎都是相當和善的
有時我就會自然覺得所有人都該是親切的
柏林就像每個都城
親切與不和善皆各半

偶爾去了趟柏林之後跟從巴黎回來以後
我才記得提醒自己凡事都該有另一個面向

不看見
不代表不存在

有些被害者會過於陷入過往被害的情緒中
被放大了以後
會認為自己索取等待救援與同情是合乎情理
有些被害者
不會選擇讓無知或忘記成為不從中學習的藉口

我又想起索達曾經告訴我
"我不會請人做事不付錢
那樣是不對的"

有著更深厚殖民背景甚至也普遍貧窮環境的索達
她選擇面對的方式是思考試驗
從觀光客身上學到更好的品質與能維持更久的價值
相較於離她那兩條巷口外
老拿著桶子跟著觀光客說著捐錢給孩子買牛奶做藉口的男子
這個反差值
一直在我心裡反覆交錯

二月初
幾個法國朋友訊息給我
他說他們正在塞內加爾打算到聖路易士區
於是便想起了我
我請他們務必經過索達的廚房吃上一餐
順便幫我問候她
隔天
我收到了他們在餐廳裡頭跟索達的合照
索達的廚房區多了一個木板的置物架
還有那年她請我幫她畫上的慢慢食字樣

我笑了


真正啓蒙我對藝術的教育是在倫敦念大學的時候
畢業那年我30歲
開始啓發我對價值定義與進一步的思考
有很大的部分是來自那段塞內加爾的日子
這兩三年我愈走
愈開始連吃的都變得簡單

我到哪都喜歡去戶外的市場
喜歡買身上都還帶著土的蔬菜水果

從前我畫過許多人體
為的是自我個人的自癒
我想我暫時不太需要了
現在
我想說的更是存在我們之間的關係

一個群體
有意無意
都連帶影響效應的關係

關係在
我們就該學會聽見不同面向的聲音
進而正視各自忽略的盲點
才真的能學習往前

每件歷史
都不會只有單一面向的存在
就像要是只會過度單一面的渲染教導
真正的共產
假像的民主
最終都只是說服別人成就少數人的利益

每一個二十年
都是一個世代的產生
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他自己的見解
但我認為前提是
這樣的選擇權需要建立在不被極端養成的環境裡
不被 遭遇過度的道德綁架

他終將會有自己認定的選擇權
世代的未來

這兩年
我從哪裡來
早已經都不是我會在意的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在人的群體裡
我是或是會是個怎麼樣的人
這樣的問題更讓我值得反思


原來打票的目的是因為鐵路是沒有收票閘口的
此時必需依靠打票機
印上的是你進站的站名與時間
從打票起始時間算起兩個小時內
可以在合理區域內轉搭任何地鐵/巴士與軌車
搭乘只能從起站順向而不能作為返回票

我理解以後
明白為什麼未打票就視同未買票的規定
雖然也有點納悶為什麼售票機無法直接印上站名跟時間
但那就是關於系統大動的問題了吧

那天繳完罰單
我開始會永遠記得確認每張打票的印記

犯錯永遠是學得最快最牢的方式